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经济哲学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哲学学科发展出现了各种跨学科研究的良好态势，经济哲学以它鲜明的学术个性，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事实上，经济哲学的在场，表达了一种文化自觉与自信：从欲望的显现，到对象化劳动；由“稀缺性”的发现，到为“稀缺性”组织的生产与交换，再到追求效率的市场制度的推出，每一步迈进，都伴随着哲学意识的觉醒。而对经济哲学研究走向的思考，则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

经济哲学愈来愈受到大家关注，与它有着良好的学科优势相关。人类当下的经济活动，已很难完全摆脱认识的表象、肤浅、主观和任性，容易陷入受挫、惧怕和非理性的窠臼中。而经济哲学有着从经济规律出发的特殊思考，有着创造财富的术与道的辩证认知，有着财富相对论的哲学智慧，有着从实证方法走向人文精神的进步路标，因此，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经济哲学，也深刻地见证并显现了人类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行走在商道与哲思之间

经济哲学研究源远流长，经济思想何时开始，经济哲学则何时出现。远溯前古典经济学时代（公元前800—1776年），在古希腊、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教会的经济思想中，人们发现，对早期经济思想的解析，离不开哲学家的一般态度和觉解。被称为“第一位具有分析头脑的经济学家”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是一位古希腊哲学泰斗。他较早提出货币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和趋势的观点：一方面，货币的作用在取得了所需的货物以满足需要之后就终结了；另一方面，货币又在引导人们趋向无限度的积累欲望，导致市场一系列伦理问题的发生。

在古典经济思想及其批判时期（1776年—19世纪90年代），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思想交流中。有经济学家曾对这一时期经济哲学思想作过考察，认为两种来源值得重视：一是近代哲学家洛克、休谟的思想；二是笛卡尔和卢梭的思想。前者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个人主义首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后者影响了“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学界公认，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新古典经济思想及其批判时期（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经济哲学主要融入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辩中。经济学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科学哲学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经济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波普的证伪思想向经济学家确立了经济学范式革命的理念：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应当说，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传统堡垒的瓦解，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经济哲学：三个维度的解析

何谓经济哲学？经济学家通常把它理解为经济学的哲学问题研究。而哲学视阈中的经济哲学，更多地被诠释为哲学对经济世界的理性追问。包括：本体论追问——欲望、利益、需要的原在性原理以及恶的历史驱动等问题；关于经济世界是“自然的计划”，还是“历史的计划”的追问——市场自然法则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关系等问题；关于进步观念的追问——财富的增长是否意味着文明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

经济哲学以它特有的思想追问形式，赋予经济世界一种特殊逻辑与思辨：它可以使货币化空间不再是仅靠价格制动的物欲流转的平面世界，而是一个全方位、多向度、充满着变异性的精神与物质相互贯通的立体世界；不再是一个单靠达尔文进化论的规则所能加以定义的丛林世界，而是一个被不断接受历史化诠释、公理的批判、理性质疑的生存世界。

其一，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哲学被诠释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副题）。伊林·费彻尔指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反思对象的哲学批判程式，“批判”的含义有三：一是经济学的价值观考问。经济学原在性价值预设是什么？经济学是以财富为目的，还是以人为目的？经济学应以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至上，还是以经世济民的经济学至上？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的经济学，还是少数富有阶级的经济学？二是历史哲学的审查。不驻足于经济事件发生的历史图像的技术描述，而是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哲学考问，这样，任何经济学范畴在宏大历史规律的追问下，都会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和绝对性。三是追求辩证逻辑的上升运动。对经济体的分析，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力求将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加以揭示，进而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生产关系、基本阶级构成、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优势在于：对经济所关涉的思想维度、政治维度以及历史价值维度给予高度重视，由单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直接转入系统分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学术资源中。

其二，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注重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导入，因此，经济哲学又被称为经济学方法论。丹尼尔·豪斯曼在《经济学的哲学》一书中指出：“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包括经济学的目标、确立经济学命题的方法、经济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的关系等等——都是哲学问题。”学界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内容繁杂，争议较大的是对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艺术三种根本方法的价值取舍。实证经济学是形式化的、抽象的，关心的是支配经济活动的力量；规范经济学是道德维度的，关心的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学艺术关注政策问题。从辩证哲学的角度判断，三者都不能缺少。那种只承认实证经济学，拒斥经济学的道德和政策功能的观点是极端片面的。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主流经济学曾走过一段对西方科学哲学由“盲目崇拜”转入“全面清算”的历史过程。有些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与哲学家讨论方法论问题，经济学是“迷途的羔羊”。尽管如此，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从19世纪下半叶的辩论高峰期到今天，浪潮不断迭起，思想不断出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雅各布·马沙克的“论经济学的工具”、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史中的范式和研究纲领”等。值得提出的是，随着现代西方存在论哲学的追问，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理论预设也受到质疑，经济人教条暴露出三大矛盾问题：信息完备与信息深度残缺的矛盾；利己与利他、人性中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与冲突；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知行背离。这些关涉工具主义批判、抽象前提的批判、实证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哲学牵引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

其三，作为“经济学人学”的经济哲学。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尽管经济学研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经济过程又是人们的现实实践过程，人的市场行为、精神因素、社会关系的发展状况不能不反过来影响现实的经济进程。哲学的人本主义价值观乃是分析一切经济行为与动机的深刻根据。西斯蒙第指出，财富不应当作为目的而推进，它只能是手段，而“人”才是目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寻求人类的最大利益，……包含提高道德品质与获得幸福。”古典学派只关心资本，不关心人，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汇集全体人民的意志，人人分享物质财富。经济学倘若丢弃了以人为本，该理论就会带来实际灾难。

经济学人学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正义”问题。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哲学家休谟一语破的地告诫我们，正义这一德性完全从其对人类的交往和社会状态的必须用途而派生出其实存，这乃是一个真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的生存秉性与经济交往行为已发生深刻变化，更需要呼唤一种新的经济正义精神。事实上，正义范畴不是空洞虚幻的指认，它受特定的制度环境和文化价值观制约，其语义系统由历史背景和相关事件主体所定义。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市场经济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经济正义的话语权。经济正义的本质必然关涉资本逻辑的“理性狡计”。它在两个方面干扰着经济正义的实现：一是深层次的追求利益私向化的秉性；二是弱肉强食、强者必霸的权力扩张性。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经济哲学研究

对经济哲学研究走向的思考，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今天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一重要事件，就变得极具价值与意义。

首先，从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生存境遇来反思第一卷出版的意义。150年前《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年后的今天，世界在现代性的挤压下，已经被碎片化了。今天人类所应对的现代性生存世界，其存在的澄明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逻辑预设和思想批判的框架。现代性的本质，不是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工业分工加市场交换等于丰裕社会的逻辑程式，也不是近代法国启蒙运动所定义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价值内涵，而是深刻的现代文明与地球灾难相兼容的“二律背反”，人类得到的和失去的都令人惊叹。从异化、物化到幻化，有多少《资本论》的思想理念至今被证明为熠熠生辉的真理。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正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并回答了历史进化的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的现代性社会特征、规律及本质。从卢梭的历史化的异化，到康德的四对二律背反，再到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思辨，马克思作了辩证的批判与借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出了精准的答案：现代性最深刻的本质是精神与资本的对立和冲突。在货币化生存世界里，资本不断地生产着劳资关系的对立、贫穷与富有的两极分化以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因此，人类本身和商品一样，都成了被交换、被通约、被搏杀的对象。精神被物质所统摄。殊不知，就现代性本质的批判而言，《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劳资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并且从货币史、交换史和工业史考察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规律。因此，《资本论》所关涉的问题，不是历史的思辨问题，而是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与形而下主体性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双向批判问题。

150年后的今天，有多少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理念受到挑战？21世纪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已导致全球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社会财富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报酬的增长率。资本收益率为什么能如此偏离全球经济正义的轨道而狂奔？为什么能如此脱离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规制而任性？鲁道夫·希法亨早在著作《金融资本》中就得出重要结论：“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这说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脱域性极易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权利与资本的交易必然带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资本收益率高倍增长与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矛盾乃是金融化世界最深刻、最普遍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在全球资本高度私有化和高倍收益率的背后，深藏着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所批判的资本逻辑的问题，金融资本实质上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反映，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证明了相关制度的反人权性和不平等性。全球金融资本，它的私向化程度愈严重，其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愈充分，金融资本与人民大众的对抗性矛盾愈尖锐。现代金融化资本主义体系仍然归属现代性发展的高级形态，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质深藏其中：欲望与理性的对立、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等。唯有深刻反思，才能触及现代性与金融化资本主义本质的关联性。它证明了主观精神与精神的客体化沉沦之间的冲突十分严重；更深刻地证明了那种靠马基雅维利的“利益驱动论”、斯密的“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达尔文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历史进化模式以及价值观，延续至今，虽给人类带来过进步，但同时又使人类遭受着深重的灾难，给世界文明的整体主义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摧毁。世界期待着新的价值观的整合，期待着具有正能量的世界进步意义的精神引导，期待着具有整体主义的精神对碎片化地球的整合。

来源：光明日报，2017-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