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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思想的理论蕴涵和实践要求

文化自信思想的理论蕴涵和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更加明确、自觉、坚定地强调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强调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而且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确立独立自信的民族精神问题。显然,文化自信问题的提出不是解决一般性的问题,更不是解决枝节性问题,而是要解决关系中华民族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只有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认识文化自信问题,才能从本质上领会其蕴含的战略价值,才能把握文化自信思想的要义所在。

一、文化自信思想的要义是确立中华民族独立自信的民族精神

文化自信思想是对中华文化独立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呼唤和确证。 文化不是抽象的,文化总是一定主体的文化,反过来,文化也是一定主体身份的标示,它在根本的意义上解决“我是谁”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文化主体性确立的条件之一是文化主体自我意识的自觉。一种文化的特质是其之所以存在的内在规定性,这种特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自信的“文化自我”。认识一种文化,首先要追问是谁的文化,所以,我们要阐释的文化自信自然要指向文化的主体条件。

中华民族以5000年的悠久文化著称于世,文化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近代。中华文化曾经以自信和强大的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而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唯一性和封闭的自满性被打破,西方开始压倒东方,文化自卑和崇尚美化西方文化的心态使我们曾经一度丧失“文化自我”。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和自身的制度落后,中国人在落后挨打的惨痛反思中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程,中国人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向西看”的历程,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我”一度被弱化,处于分裂而迷失的境地。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 中国今天的发展和崛起正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

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毕竟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实现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文化价值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以所谓“普世价值”形象自居的西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和影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困扰。在多元文化碰撞交流中,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在当代,确立中华文化的“文化自我”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和更大的挑战。

回答“我是谁”必然追溯文化传统,中华文化的自我确立深藏于中华文化的基因中,文化自信来自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文化在根脉上是自成体系且具有悠久历史生命的文化,在特质上区别于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分流其根源早已存在于人类文化的总源头原始神话中。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具有超世的理想主义,而中国文化以现实性和入世性为特征;西方文化重个体,中国文化重整体;西方文化重利益,中国文化重伦理。思维方式上西方文化以主客二分为特征,中国文化讲主客统一和天人和谐,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世界创造出一种与西方文化十分不同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也为这一文化圈中的其他民族提供了精神营养。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正是要找回丢失的民族自我。

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精神成熟的标志,是中华民族在精神独立性上的自觉诉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在政治上站了起来,中国人民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意义上的政治解放,翻身做了主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迅猛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人民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意义上的经济解放。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已经在实践层面显现出来。但同时,中国人在总体精神状态和精神文化上的主体意识方面显得相对滞后。“西化论”和“复古论”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很有市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文化复兴的精神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文化主体性需要觉醒,文化主体意识需要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国人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文化自信昭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勇敢地做自己。只有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获得持久的精神动力,并成为获得抵御一切干扰勇往直前的内生动力和定力。

提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我”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具有世界意义。文化世界产生的标志是“文化自我”的生成。文化是一个民族尊严的标示,是一个民族向更高人类文明迈进的台阶,也是民族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重树中华文化价值的自尊、自信和自我认同,其实质是坚定地自信中华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作为独特的文化体存在的正当性和先进性。任何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都是以文化的独立性作为基础的,独立的文化赋予每个民族以“文化自我”的内涵,“文化自我”的丧失意味着文化凝聚力的丧失,意味着人的归属感、安全感、意义感、幸福感的丧失。因此,当前强化中华文化自信问题是关涉国家民族安全的大战略,是对当代国家安全发展的积极回应。

没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支撑和准备,中国便不会成为有文化内涵的世界强国。我们应当从经济全球化的视域,在传统与现代、中西互动和交融的现代情境中,从确证形成与提升当代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我”的战略高度,深入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文化自信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

深刻理解文化自信蕴涵的理论实质,才能把握其实践要求。文化自信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文化继承创新,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中国认识,以中国的话语体系展示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观追求。

二、文化自信承载着建构“中华文明新形态”的文化使命

时代课题本身就蕴涵了理论要解决的任务。我们应从时代发展对中华民族提出诉求和期待的战略高度去理解和阐释文化自信思想。只有以时代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双重视域把握文化自信的战略蕴涵,以汇通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的视野,才能把握文化自信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期待。

文化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和影响。文化的兴衰与国运沉浮紧密相关。文化自信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支撑,我们文化自信的条件和基础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文化自信的使命是要塑造和展示一种与西方近现代文明不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文明形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不同于以往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社会形态,也区别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演变为一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但是这种文明是建立在战争、掠夺基础上的,是以不文明的方式获得的。而当代“中华文明新形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发展的一种新文明,是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的。中华文明形态是与资本主义文明不同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这一文明的崛起实际是中国影响世界格局的深刻历史过程,文化自信就是要坚定维护这种新文明形态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对民族文化本质属性的维护、认同,是使民族的存在发展获得合理性和安全感的前提。而树立文化自信,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蕴含的国家精神和国家意志得到充分展示,这是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必做的功课。也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

其次,应当从当代世界意义的战略高度认识文化自信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作为独立的“文明体国家”,“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成功,是文化自信思想提出的基础。在世界历史视域建构文明新形态,亟待文化自信的推动和实现。经济全球化中的“世界之中国”,面对“经济发展以后怎么办”的世界疑问,需要以文化自信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关切,需要以文化自信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合理性。阐释中国道路,不仅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还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要讲出中国道路的意义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示范作用,而且要讲清楚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讲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硬实力的增强,更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吸引力的增强。

阐释文化自信思想承载的文化使命,把这样一种文化使命转变为文化自信的能力和资本,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支撑中国发展优势背后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中国的发展优势如何转化为话语优势,如何缩短文化大国与文化强国的距离、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的非对称、精神文化生产遭遇资本逻辑冲击的风险、资本运行的自发作用对文化逻辑的扭曲、国家形象与国民素质的亟待提升,等等,这些问题都亟须一一作出解答。

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硬实力增长举世公认,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尚缺少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成熟完备的精神形态。例如,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柯白认为,中国道路遭遇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困境,中国的软实力微乎其微。“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别的道德或规范意义。当今及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向世界呈现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但它们不可能包含高调的哲学理论或意识形态。”这种对中国发展文化上的短板问题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也提醒我们,文化建设实践更重要的是呈现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理念,阐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为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我们在这方面尚需付出很艰苦的努力。

来源:《红旗文稿》,2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