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中国特色高校之道】
“名牌”大学的社会责任
近日，某网站又一年一度地揭晓了他们的“2017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排行榜”，清华、北大依然雄踞榜首，排名在前列的，是清一色曾经的985高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名牌”大学。对于这样的结果，人们已习以为常，但恰恰是这种习以为常，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要跻身世界一流，必须不断审视习以为常之处，对于“名牌”大学来说，尤其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大学教育质量之争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有一场关于大学教育质量评估的讨论。当时美国社会是以大学既有的资源和声誉来评价大学的教育质量。在这样的逻辑下，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教育质量自然要优于一般大学尤其是社区学院，但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种评价方式只考虑到出口，没有考虑到进口，考察一所大学的教育质量，要考察大学教育给学生带来的增值。比如，进入到某所“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是优秀学生，如果对这些学生的综合知识水平和能力进行平均打分，他们进入大学就可以打85分，离开时即便95分，已经非常优秀了，但大学教育给他们的增值只有10分；而进入某所社区学院的学生，毕业时可能是75分，尽管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依旧有较大的差距，但入学时可能只有60分，学校教育给他们的增值是15分。那么这所社区学院与“名牌”大学，谁的教育质量更高呢？关于大学教育增值的讨论，推动美国学者进行相关的探索，以计量增值为评估理念的“大学校际学习成果评估”应运而生。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大学带给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能测量出来的吗？
讨论并无定论，只是告诉我们，以单一、片面的方式去看待事物，看上去是符合逻辑的，其实往往不能达到事物的本质，甚至会达成对事物另一面的错误认识和不当歧视。
多元的社会需求与同质化的高等教育结构
如今美国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认识和评价，已经成熟了很多，不仅拥有不少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那样著名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还拥有许多世界一流的专注于本科教育的本科学院、世界一流的培养劳动力大军的社区学院，构建起了一个多样化的、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可以相互竞争又相互沟通和衔接的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
其实，我国政府在教育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也是这样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来都是多元的，即便是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当今也是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在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分工更细微，对人才的需求也就更多元。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时期，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特别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型人才，能够将科技进步和人文发展的重大成果应用到生产、生活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这样的任务，显然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化的高等教育系统能够完成的。
然而，打破同质化的倾向并不容易。新制度主义学者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曾经对组织趋同现象进行了细致观察和研究，并得出经典结论：导致组织同质化和标准化的主要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出于支配地位的专业精英散布一种单一规范标准的结果，是管理者模仿那些取得了显著成功的组织形式的自然倾向的结果，是政府要求其他组织遵守其意志的结果。要打破这种同质化的惯性，就需要专业精英不自大、组织管理者不盲从、政府官员不教条。
重点建设中的马太效应
在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重点建设工程的作用毋庸置疑，尤其是对重点建设高校的推动作用。比如，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2004年位居全球500强的中国高校只有8所，2015年上升到41所，这些高校绝大部分都是985高校；又比如根据相关统计，在2006年拥有ESI前1%学科的985高校是22所，而到2016年，39所985高校中的38所都拥有ESI前1%的学科。重点建设工程吸引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大了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升了中国“名牌”大学的全球竞争力，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但也存在消极的方面。国务院关于“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就指出，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重点建设中的马太效应。近20年的重点建设工程，极大地拉开了重点建设高校与非重点建设高校之间的办学实力。有“好事者”对2015年部分985高校的经费预算进行了对比，发现即便985高校之间，经费差距也相当惊人，高达数倍甚至数十倍。倾斜政策带来的红利，往往是以n次方的形式滚动。比如，某个重点高校在某类重点人才建设项目上，比其他高校多获得几个指标，这些指标本身，就意味着额外的奖励和经费；而在另一类或若干类的项目评审或评奖评优上，多出来的几个指标又成为该校优秀的证据，帮助该校获得新一轮或若干轮的奖励和经费；非原始指标的大量重复使用让这种情况层层叠加，赢者反复通吃，使得一些本来以竞争和创新为基本动力的学术领域，也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温床。高校之间的差距，也因此越来越大。
2012至2013年，我们曾经对中国高校的战略规划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从2000多所高校中分层抽取了795所高校，回收有效问卷378份。回复的378所高校中：16.4%为211高校（包括985高校），57.4%为非211本科院校，26.2%为高职院校。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回复的高职院校，在描述学校发展愿景时，没有一所高校填写“世界一流高校”；非211本科院校，有理想建设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比例也仅仅为0.9%；而对应的211、985高校，比例为24.2%。高职院校、非211本科院校和211、985高校的差异，本来是人才培养定位的不同和功能的差异，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当然也要建设世界一流的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然而现在这些学校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鸿沟，甚至接受调查的高职院校，竟没有一所有雄心建成世界一流高校。
“名牌”大学的社会责任
现在，“双一流”高校的名单即将颁布，相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的学校大多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牌”大学，也是曾经的重点建设高校，因而“双一流”建设，对于这些学校来说，是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第二程，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开启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2.0版。那么，这个版本的建设，应该有什么新的内容呢？
党和政府多次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既具有世界水平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而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在于一所大学对本国社会包括本国教育事业肩负的责任。所以，在2.0版中，考察“名牌”大学的社会责任，至少应该增加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否推进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与繁荣。我国上一阶段的重点建设工程，发端于经济还不宽裕的20世纪末，当时国家拿出一部分资源来重点建设一些院校，实现高等教育领域的突破，政策是合理的、有效的，不少“名牌”大学因此受益。所以“名牌”大学的发展，与整个社会和高等教育系统的优先支持有着莫大的关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目的，还是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从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实现。经过前20年的重点建设、已经具有较强实力的一些“名牌”大学，在继续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应该也已经有能力更多地反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推动整个系统的协调与繁荣。而要推动整个系统的协调与繁荣，除了更多地帮扶带，还需要“名牌”大学有更高的自律精神。尤其不能作为行业精英，有意无意地强化一元论的评价标准和机械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形成对重要学术资源的事实垄断和良性竞争环境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对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来说，处于一个健康的大系统，对自身的长远发展也是有益的。
第二，是否推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即便在一个大众化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阶段，“名牌”大学的教育也往往是一种精英教育，这已是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但精英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脱离大众或是凌驾于大众之上，而是更好地推进社会与大众的福祉。否则，一个社会为什么要精英呢？无论是组织精英还是个体精英，真正的精英意识应该是来源于大众的，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名牌”大学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的引领上，更多地体现在身体力行上。比如，对社会差异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招生上把更多的视野投放到农村学生和边缘群体身上，保证学生群体中农村学生和边缘人群的相当比例，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有人认为“名牌”大学不是救济站，招收一些成绩相对落后的贫困学生会影响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这依然是一种片面的人才培养质量观。不少“名牌”大学都有志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领袖人才和国民表率，但还有什么比让一个学生学会与来自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经济状态的同学相处更能培养家国情怀和社会关怀的呢？
第三，是否推进了大学内部治理的民主与法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希望大学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治人才和理论支撑。一所大学要为依法治国培养人才和提供理论营养，首先就需要在自身的治理上展现现代大学应具有的民主和法治这两大基本精神，实现民主管理和依法治校。经过若干年的重点建设，我国不少“名牌”大学在教学科研成果之类的指标上已经有了大的飞跃，但自主办学能力的提升，还远远跟不上这些指标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的旗舰，人们对“名牌”大学在提升自主办学能力的领军作用上，当然也有所期待。提升自主办学能力，除了政府进行“放管服”，更好地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外；对于大学自身来说，更重要的是有能力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回应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处理好内部各种权利和权力关系，达成内部共识，实现共同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民主管理与依法治校是必由之路。民主管理，说到底还是对多元价值观的理解尊重和有效协调；而依法治校，则是主张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所以，检验一所大学是否具有一流的办学能力，民主与法治是两个基本指标。
来源：光明日报，2017-06-19.